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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基本权利中的政治参与权（言论、集会、选举权等），使得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构成了社会公共领域形成和国家政治整合的程序保障。

民法学者对合同平等性的误解，直接导致了他们对行政合同制度的否定。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05号之大法官陈瑞堂《不同意见书》(1992年10月2日)。

包括：(1)主动的强制力。土地出让金并非财产权交易的一种对价。这一方面与我国行政权力的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又与迁播而来的法国行政合同的特权理念被误传有关，还与合同平等原则被误解有关。如果从静态角度考虑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关系，可能得出行政合同关系不存在的假设。征收征用补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隐匿性表现在，可能是为了逃避麻烦事端，行政管理者故意隐身，而把征收征用土地或财产的使用者推向前台，把行政法律关系变成甚至曲解为民事法律关系。

一些民法学者和民事法官认为合同属于商品经济和私法的独占物，合同的本质是进行商品交换的法律工具。在行政主体隐身的合同关系中，公权力恰恰可能发挥了作用。例如，生产上对自然的依赖，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生活上对家庭、宗族的依赖，产生了家族本位的观念。

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知识都需要从家庭中获取，个人无法独立于家庭进行生产。家、国这类的集体先于个人而存在，重要程度始终是排在个人之前的。集体权利在中国宪法上往往以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面貌出现，《宪法》对公共财产的保护使用的是神圣不可侵犯，并且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公共的善与个人权利何者处于最高地位，意味着何者将成为最根本的价值尺度。

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宣示了美国人民的权利并不以宪法的列举为限：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而根据邓小平的解释，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

中国很早有了权利的思想，但在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下，始终没有产生权利概念。个人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富强，个人权利实现的目标也指向国家富强。这种集体至上的集权型权力结构的核心就是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2. 集体权利优先于个人权利。

基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以五四宪法为代表的中国宪法始终秉持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对中国宪法文本，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以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宪法理论来对中国宪法进行抽象的解读，并以西方宪法理论作为评判中国宪法文本与实践的价值尺度。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价值目标上。如何组织国家机构从权力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如何在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配置，因此，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其实就是中国国家权力的配置原则。

因此，权利法定的权利来源观念在价值取向与自由主义的天赋权利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集体主义的，后者是个人主义的。中国宪法的制定和运行自始处于宪法文化的影响之下，中国宪法文化的集体主义品质自然会在中国宪法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这一价值原则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的国家目标、权利观念和权力结构这三个方面。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而是接受了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的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宪法在组织、维护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即本文所指称的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价值追求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普遍抱有家国情怀，以光宗耀祖、保家卫国为最高的人生价值。宪法的价值取向最能够从该目标中体现出来。（二）权利的范围 对权利来源的认识不同，决定权利内涵也存在差异。而分权型权力结构下，权力的运行是双向运行，下级权力主体如对上级权力主体的决定不服，可诉诸宪法。这说明在权利来源问题上，中国宪法并不认可西方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观，而是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为权利来源于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之中。

自由主义宪法更倾向于承认权利的绝对性，有些权利如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在研究目标上，有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体系和宪法秩序还是建立英美宪法理论和宪法秩序的分歧。

文化品格意味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根源中国的宪法文化，而规范品格意为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文本的规范结构之中。个人权利先于国家和政府，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造物主赋予个人的一系列权利。

只承认公民权利、列举权利，意味着宪法否定先于国家的个人权利存在，也否定个人超越国家之上的价值预设。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利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利观念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权力结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集权型权力结构，另一种是分权型权力结构。民国时期，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均强调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但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仅仅是一种内在倾向，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则是其明文宣示的一项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中国文化把人看作是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其他人的互助与集体的教化。

（2）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凡是英宪的学生，其所有本分，既不可信口雌黄，亦不可纯然敬畏，惟应博学与审问宪法的真相，凡是英宪的教师，其所有职务，既异于批评家所为，亦异于解嘲者所为，惟在祛疑辨惑，与阐明法理。

这两种权力结构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1）在权力的分配方式上，集权型权力结构下，往往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对权力主体的权力作出限制。1989年，邓小平会见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曾强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

中国宪法是以西方形式表达中国内容的一部民族宪法，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制度安排。两者之间相比较，在影响范围上，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加之近现代英美国家的强势地位，作为自由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天赋人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更具影响力。

广义上的权力是指公共权力，包括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直至戴雪的出现，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宪法学家，他的任务不在于不在于攻击或者为宪法辩护，而在于说明它。中国宪法上的权利绝大部分是相对权利，并无美国宪法式的绝对化表达。集权型权力结构是指社会权力向国家集中，国家权力层层向上级国家机关集中的权力结构类型。

因而，本文采用了历史文化分析方法与现行文本分析方法，论述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方面的集体主义特征。在处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兴衰存亡重于个人权利。

在这种价值逻辑之下，由于地方政府代表的仅仅是少数和局部，自然失去了与中央分权抗衡的合法性。中国宪法先于个人权利确立了一个公共的善——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这种为公的价值倾向的产生与表现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集体劳作和集体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欧美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由于不符合近代中国的需要，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扎根下来。